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什么重要？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多次提及，兹不赘述。今天，我们以两次炮击金门为中心，来谈一谈台湾问题。

在20世纪的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发起的大规模炮战，有两次，分别是1954年9月3日至1954年9月20日的九三炮战和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的八二三炮战，这两次炮战，引发了两次台海危机。两次台海危机，使得我们深刻认识到，台湾问题不仅仅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而且还与中美关系问题纠缠在了一起。

第一：“台湾地位未定论”

台湾的国际地位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中就已经确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国民党败退台湾，所带来的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国共内战的延续，是中国的内政，而非外交。在开国大典举行之前，新华社就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解放台湾”的口号由此广而告之，国民党则相应地提出“反攻大陆”的口号。

美国政府其实对台湾这个岛屿没有多少兴趣，因为美国当时的主要精力是在西欧，相比于台湾问题，两德之间的柏林危机更为重要。

国民党败退台湾，本身就表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失败了，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公开指责蒋介石，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的失败，主要责任在国民党政府本身，实际上，这份白皮书，是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开脱责任的，但是，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并未表现出愤怒，而是故作泰然，因为他早在8月2日就看过白皮书的核心内容了。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中国人在1951年前后，就会解决台湾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工作重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当时的部队正在准备开展大规模复员工作，在军事上，就剩下一个目标了，那就是解放台湾。为了解放台湾，东南沿海集中了16个军的兵力。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目标从东南沿海逐步转向了东北边疆，军队也开始大规模北上。当然，这个过程，当时绝大多数的解放军士兵并不知晓，任务是在保密状态下展开的。

紧接着（6月27日），美国宣布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政府认识到台湾这个岛屿的战略地位，从此以后，台湾就被美国人纳入了所谓的“第一岛链”防御圈。中国的统一大业在最后一步，被美国的第七舰队阻挡在了台湾海峡，从此以后，台湾问题就与中美关系纠缠在了一起。

说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当时的新中国为什么不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寻求美国人的谅解呢？其实，我们尝试过。但是，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中美进行和平谈判，是十分艰难的。早在1946年的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在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

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新中国想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必须倒向苏联，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战略，他讲道：新中国今天还有很多困难，特别是要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因此，在国际上“我们需要有朋友”。但是，毛主席向来是注重斗争的策略性问题的，在倒向苏联以后，并不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完全断绝了关系，《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也并不意味着新中国被牢牢绑在了美苏冷战的战车上。

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中美大使级会谈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是司徒雷登，美国驻华大使从内心来讲，是不愿意与中国断绝来往的，司徒雷登在不知道美国国务院的态度的情况下，回国途经冲绳岛时还发表声明称美国应该承认新中国，并保持商务关系，但随即，美国政府就对司徒雷登下达了“禁言令”，1950年，他去了台北。司徒雷登走后，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没有完全断绝，双方一直保留有大使级会谈。中美大使级会谈，起源于日内瓦会议，确定于亚非会议。

在1949年至1953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还援助了越南党的革命，但是呢，却使得亚洲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疑虑。

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订之后，中国适时调整了外交方针，“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

1953年底，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就中印边境问题进行谈判时，首次提出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卷入了朝鲜战争，与此同时，在南方，中国人民还在援助越南，这就是说，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在东北边疆之外与西南边疆之外，中国同时进行着抗美援朝和抗法援越的战争。西南边疆之外的这场战争，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之为“印度支那战争”。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其实是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的，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这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参与方是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越南共和国（南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为了帮助北越在日内瓦会议上获得谈判的主动权，周恩来还发电报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有利时机，扩大奠边府战役的成果，“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

日内瓦会议其实是与奠边府战役同时进行的，中国代表团是真诚希望朝鲜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所以，关于朝鲜问题，很快就取得了共识，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很快走向了缓和。但是，在“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

面对这种局面，1954年6月，周恩来先后访问印度、缅甸，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时任缅甸总理吴努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再度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月3日至7月5日，周恩来还在广西柳州看望了胡志明，北越和南越也达成了和解。由于奠边府战役的失利，法国还决定放弃越南。日内瓦会议，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形势一片大好。

说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北越为什么不统一南越呢？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美国人的因素，所以，抗法援越的战争与抗美援朝的战争是不一样的，在越南，中国只派了军事顾问团，只进行间接的援助，不宜过分刺激美国人，以免美国人参与到越南战争中来，与此同时，美国人也非常清醒，也不明目张胆地支持南越。

7月12日，周恩来再度抵达日内瓦，7月21日，越南、老挝、柬埔寨交战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也表示愿意从越南撤军，日内瓦会议最终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然而，美国人却拒绝签字。美国人为什么拒绝签字？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愿意放弃所谓的“第一岛链”，要在越南和朝鲜遏制住社会主义阵营。

当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也为中美两国之间进行谈判提供了可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在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曾主动向美国代表团的代表示好，争取中美两国政府能够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谈判，但是，美国人表现出了傲慢，甚至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之所以想和美国人谈判，就是想通过外交渠道保持与美国人的联络，以便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美国代表团的态度，已确定无疑地表明，这种可能性极低。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史称“九三炮战”，意在表明，我们要解放台湾。下午5时许，数百门重炮突然向金门开炮，一时之间，震耳欲聋，12小时内发射了6000枚炮弹。

1954年9月3日，为什么要炮击金门呢？

美国第七舰队是在1950年6月27日，进入台湾海峡的，但是，美国人并未与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人是十分清醒的，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绑在国共内战的战车上。

1953年3月19日，顾维钧（所谓的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缔结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杜勒斯当场表示拒绝。美国人直到九三炮战之后，才下定决心与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说明美国人已将台湾这个岛屿纳入了其防御的范围。

那么，炮击金门是不是激怒了美国人呢？并不是！在九三炮战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签订，东南亚条约组织相当于亚洲版的北约，从1953年开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想成立这个组织，当时的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加入这个组织。毛泽东在台湾海峡制造“战争空气”，加剧紧张局势，其实就是向世界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九三炮战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就是阻止了国民党当局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

当然，美国人为了补偿蒋介石，就与他签订了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九三炮战在客观上，刺激了美国人下定决心签了这个条约，把台湾纳入了所谓的“共同防御圈”。当时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线是什么。于是，就有了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

第三：八二三炮战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其实是在两个方面摇摆，一个是支持世界革命，一个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世界革命，就需要公开或者秘密地支持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这就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了，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总的来说，1953年至1958年的外交政策，是倾向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到了1958，就更加倾向于世界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这其实也是受到了苏联人的鼓舞。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抢在美国人前面，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也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受到了鼓舞，美国的华尔街甚至还发生了小规模的股灾。苏联人的成功，使得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深信社会主义必然优于资本主义。10月15日，苏联还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同意向中国提供导弹和原子弹的制造技术。苏联在高科技领域走在了美国人的前面，中国又可以得到苏联的导弹和原子弹技术，那么，世界革命就来临了。但是，苏联的外交政策，其实也是在两个方面摇摆，一方面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另一方面又坚持与美国和平相处，而且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对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暴力革命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这就是说，中国人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并不会得到苏联人的全力支持。

中苏同盟关系在1958年以后，还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而受到了影响。中方的态度，实际上非常明确，那就是只要苏联的导弹，不要苏联的部队，毛泽东在游泳池旁边，甚至指责了赫鲁晓夫，认为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

自1955年以来，中美两国，实际上一直维持着大使级会谈关系，中美大使级会谈不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确定的，而是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确定的，从1955年至1970年，这种通过会谈进行联络的方式，一直维持着。

从1956年9月开始，中国想借中美大使级会谈关系，推动中美之间的民间往来和文化交流，但是，都被美国人拒绝了，1957年12月，美国人想停止大使级会谈关系，于是就以大使调任为由，委派参赞身份的代表参加会谈。到了1958年7月28日，美国又指派驻波兰大使为美方代表参加会谈，实际上将中美大使级会谈降格为了代办级会谈，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同意美方的这种做法。

面对美国人的轻视，毛泽东决定再次炮击金门，“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当然，美方也在做战争准备，从1958年8月中旬开始，中美关系进入到高度紧张的状态，美军战略空军司令部命令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5架B-47轰炸机进入警戒状态，随时准备空袭厦门，甚至还考虑动用原子弹，八二三炮战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八二三炮战开始之后，国际社会一直担心，局部冲突会升格为世界大战，他们一方面反对蒋介石坚守大小金门、马祖等褔建外岛，另一方面也反对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当然，美国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让蒋介石撤离大小金门，这样美军就不会被套在台湾海峡了，而需要频繁接济他的军队，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会造成中国永久分裂。对此，蒋介石的态度也十分明确，那就是死守金门。

解放军在10月5日就结束了八二三炮战，目的是让守卫金门的军民得到补给，10月6日，彭德怀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之后的炮战，就进入到打打停停的阶段。1960年6月，还发生了六一七炮战和六一九炮战，这两场炮战结束之后，就进入到“单打双不打”的阶段。

八二三炮战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试探出了美国人的底线，那就是：美国绝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蒋介石也亮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不会制造两个中国。从此之后，“单打双不打”的金门炮战，就成为了维系两岸统一的纽带。

台湾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问题就与中美关系的问题纠缠在了一起。在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相比，不在一个重量级，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可以轻言一战的。

总结：

中美关系在1972年恢复正常化，正如毛泽东所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在1979年的1月1日，即《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正式发布生效的那一天。这一天，国防部还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进行炮击，金门炮战正式结束了。从1979年开始，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而是尊重台湾社会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中美建交，实际上也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获得了重大进展，美国人在三个联合公报中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式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但是，他们还留了一个尾巴，那就是《与台湾关系法》，不过这法案在美国是属于国内法，不属于国际法。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从1949年到1979年，台湾问题并不是一直停留在原地没有得到解决，成果是丰硕的，那就是迫使美国人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并且迫使美国人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外交来往，仅仅保留了一个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与此同时，两岸的民间也由隔绝对峙的状态进入到和平交流的状态，两岸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为双方互增了信任与善意。

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不是轻言一战就可以奏效的，根本之道，还是靠发展，当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足够强大时，美国人不再把台湾这个岛屿纳入“第一岛链”的防御圈时，台湾自然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打仗，还是外交，都是为国家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